摘要

宏观经济叙事有着经济学共同叙事的逻辑自洽性,包含了分配、规制表达和福利体验等多方面，涉及了各类社会主体的接受性。宏观经济学具有经验主义式的叙事风格,更重视经济发展的时间序贯特征，即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发展进程,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相互共鸣形成了共同叙事，形成了相互协调的分工协作和协作稳定。从宏观叙事的时代背景、经济共识、激励机制和政策部门责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1978年以来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总结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叙事、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宏观叙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等五个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叙事及其转变。提出中国正在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体系改革、货币供给体系改革、政府配置资源体系的改革、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和向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变的新阶段。

01、引言：中国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的叙事视角

"叙事"（Narrative）就是讲故事，其定义也是在不断流变，同时赋予了新的涵义。该词先在文学，后在历史学中使用，当代更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商学、金融等领域。学界认为叙事是统领人们思维价值观、思想传播和相互协作的"共同意识"，成为了社会分工协作的关键。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人的合作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当人群扩大后，言语让威胁演变为了共同虚构的故事，"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最独特的功能，"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共同的"叙事"成为了合作的关键。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出版的《叙事经济学》，将叙事传播引入了经济学，探讨了IS-LM、拉弗曲线等在人群中的病毒式传播构造了共同宏观行为特征。叙事本质上是依据发展情景人们相互共鸣而来的"共同意识"，其会协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在金融投资领域面对不确定性，更是要共同构造"价值"的叙事，进行"有意志"的投资。当代的大量活动都是在统一"叙事"下进行的，如全球防止气候变暖的零碳行动、责任投资等。叙事在研究历史成为绝对的主导者，历史是时间序贯的连续，但非因果的决定。历史只能是当时代共鸣出的价值的共同表述，并非绝对事实，只是确保证论框架具有共识（公理）基础的合理性。

(一) 叙事的宏观经济影响

"宏观叙事"首先是宏观经济叙事，当然也包含了政策部门应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各种制度改革、稳定化政策和长期发展激励。本文以"宏观叙事"为题，通过大的历史跨度讨论宏观叙事的变化，特别是2022年以来，全球化转变已经构成了明显的趋势，以此展望到2025年。通过历史序贯的事实去理解共识、政策逻辑和后果，以及宏观政策部门责任。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第一，以历史的时间序贯为线索，从系列的事实逐步来确定一个"发展阶段"，确认叙事的共同背景。第二，在共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叙事，相互共鸣逐步形成统一的协调性认同，即共识，有的经济学家也把共识称为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学者依据发展经济学的阶段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起飞"阶段，需要发展速度，过热是好的；另一些学者认为发展需要稳定，核心是控制"通胀"，就此形成了宏观大讨论。中国价格闯关试错后，最终达成共识——"稳定物价"的宏观调控是最重要的，启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的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叙事要表述出人们相互协调共鸣后的共同认知，说服其内在逻辑，可进行讨论、实证和修订，形成共识性协调机制。第三，经济学叙事中一定有激励机制叙述，在共识的价值观后加入一个最重要的修订机制就是激励。通过社会共鸣形成共识成为经济协作的关键，协作的成果的激励直接决定共识的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达到一定阈值后，则就会修改共识。人类的经济行为遵循着"认知有限性"、功利性等独特特征，并不是只需要证明认知是"合理性"的即可，更重要的是要得到激励。现实中很多经济协调共识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是单一逻辑决定，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这些都在某一历史阶段上起到了共识价值，一旦证伪，人们就开始了新共鸣的探索，形成新共识，重新协调人们的活动。第四，宏观经济叙事隐含了宏观政策部门的主体责任，这个责任更显示出其整体性和跨期性上，很多政策是从总体和跨期角度与微观协调的。

宏观责任政策部门在微观主体一致性地陷入"自我强化"的过度乐观和悲观的循环状态，进行干预，打破"自我强化"循环陷阱，进行跨期救助等，其通过更多的公共信息，如总量数据、市场信号、政策干预倾向等多方面信息与微观主体的"预期"进行信息交换，也起到相互形成共鸣，达到共识的效果。宏微观共识并非宏观者有"远见"，而是其有着稳定化的立场和职责，通过与微观充分交换信息降低行为主体一致化带来的波动。中国房价长期上涨，导致了人们认为房子什么时候买都是会"涨"，这就会引单边住房上涨产生泡沫，需要宏观政策部门不断与市场投资人进行信息交流，让人们更多地得到宏观数据，推动微观主体认知更多样化，避免出现自我强化的泡沫。宏观叙事有着经济学共同叙事的逻辑自洽性，更重要的是对百姓解释的自洽，这个解释的自洽中包含了分配、规制表达和福利体验等多方面，涉及了各类主体的接受性，宏观经济学形成了经验主义式的叙事风格，更重视经济发展的时间序贯特征，即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发展进程，非简单的因果逻辑的表达，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相互共鸣形成了共同叙事，形成了相互协调的分工协作和协作稳定。

(二) 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的演进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历程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依然基于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认知的。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各个企业就是一个车间，全国资源由计划分配问题，没有宏微观之分。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综合平衡不是宏观管理，而资源全国的配置系统，计划经济下，一个工厂要建一个厕所的投资都需要层层上报到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审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大工厂逐步化小单元，即承包，再引入激励，通过"承包-激励"方式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边际改革推动中国经济逐步通向市场经济。与发展相一致的是认知革命，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引入西方的书进行教学参考。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式提出，人们开始认知市场经济。中国经过几年的微观渐进式改革，微观搞活的同时，通货膨胀在1985年达到了9.3%，"过热"的发展特征开启了宏观叙事，宏观叙事于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全面展开，当时仍以改革为主线，宏观认知开始在相互争论中产生共鸣、分歧。宏观认知开始，但宏观新的管理调控体系并没有形成。1985年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断打断中国改革和发展。1988年，物价闯关引发高通胀和社会动荡。1994年，通货膨胀高达24%，新的宏观整体性、系统性认知形成和完善。到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全面突破，与此阶段相匹配的宏观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宏观学术讨论也成为了主流研究，中国新的宏观叙事趋向成熟。1997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积极财政政策登台，其宏观体系的稳健、政策部门调控责任、自主独立的宏观政策操作全面展现出来。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入到了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宏观叙事融为一体。中国的高速发展与物价稳定成为新的发展组合。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资产升值成为了新的宏观线索，推动了城市化发展。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开放、金融等新的变量纳入到了宏观叙事中。2008年，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标志着政府激励的宏观叙事达到顶峰，经济快速赶超。2012年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实体通缩和资产价格膨胀并行，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平衡被打破，宏观叙事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了"新常态""中高速发展""高质量"等发展叙事中，涵盖了人口变量，总体人口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城市化放缓和老龄化加速。全球化策略调整为双循环，绿色转型强调了可持续性，"五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等新的主题纳入到了宏观叙事中。

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2020年开始，中国连续三年，经济增长减缓，但依然稳定。2022年，受俄乌冲突影响，地缘安全问题纳入到了全球化宏观叙事中，全球化叙事转变，全球化逐步被区域联盟替代，挑战了"和平与发展"世界共识主题。全球化带来的和平红利，分工效率推动的低通胀，全球主权信用扩张和高增长的繁荣时代渐行渐远。全球化新的相互连接的绿色转型新主题被纳入到了全球化的新叙事中。随着全球化共识的转变，中国的发展与宏观共识都要经历新的探索，形成新的协调和激励路径，保证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扩张。

02、中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1953—1984)

(一) 计划经济时期的宏观叙事

中国从1953年到改革开放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平均为6.2%，经济大起大落，为了控制物价，采取了长达20年的冻结工资与物价。计划经济不是一个管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体制概念，在这期间的宏观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管理资源自上而下的分配，其经济平稳化目标的叙事是"综合平衡"。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到经济学家兰格对计划经济的解释，其理论模型是所有资源通过中央计划的方式进行全面配置，按计算出来供需可以实现最优配置，消除了市场经济的盲目配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兰格直接从新古典的模型中推演出来社会主义，称之为计算机社会主义。当时苏联率先实践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通过计划配置资源来消除市场配置资源的波动性和所有权导致的阶级矛盾，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这对于落后的苏联赶超起到了积极作用，苏联成为了强大的工业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贡献。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发展的灯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成为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的体系，建立了华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大联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思想和苏联成功的实践对后发国家有着内在的吸引力，很多国家都希望按照苏联的成功模式进行发展。中国也积极实施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与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经济成为了动员资源的有力工具，撬动了中国的重工业发展，使中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平衡的赶超道路。计划经济与非平衡发展战略内生逻辑上的不自洽，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非平衡发展服务，因此"综合平衡"的叙事成为了最难实现的目标。计划经济的优化资源配置变成了非平衡的配置资源，导致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综合平衡大讨论。1956年，马寅初提出了"团团转"的综合平衡理论，认为永远在不断追着平衡，消除短板，综合平衡实质上是无法平衡。杨坚白提出消费、重工业的比例问题等。但最后政治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后也展开过综合平衡讨论，所有具有"平衡化"思想都以政治不正确的"消极平衡"被评判。实质上这种平衡是无法实现的，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直到经济崩溃边缘。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大量采取实物分配模式，很多实物都需要配合票证才能得到供应，保证这种供应体系，冻结价格和工资20年，家庭没有储蓄；（2）长期供应处于"短缺"，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最好的计划经济的归纳；（3）经济大起大落，由于冻结了物价，波动来自于经济增长的起落；（4）通过剪刀差等方式将农村的资源支持工业，导致农村发展落后，成为短板；（5）由于没有激励，各行各业普遍消极怠工，经济的波动往往伴随着政治斗争，经济滑向崩溃边缘。计划经济中本质上就是实物形态的数量化动员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方式，服务于优先重工业化发展，综合平衡只能是消极平衡，靠增长的大起大落来自我平衡，最终走向不可维持。

图1:1954—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化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2022年GDP和CPI是预测值

(二) 市场引入初期的宏观叙事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然是从综合平衡进行的宏观叙事，主要是调整比例，优先发展民生，调整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战略转向平衡后，农村改革开始，并通过承包制改变了微观的活力状态，调整工资，货币增加发行，物价逐步放开，微观被激活，这与计划经济的基于实物平衡的综合平衡管理不匹配，1984年经济开始过热，物价逐月上涨，10月出现了第一次抢购，通货膨胀的到来引发了宏观叙事的开始。这一叙述来自四个方面：第一，微观激活，货币的引入，经济波动形态从经济增长波动转为了物价波动，因此货币供给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二，微观经济激活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直接发生摩擦，微观改革强烈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进行改革，宏观观分离性体制讨论和改革艰难地开始探索，1984年中国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完成了初步市场的构造，计划逐步成为平衡工具，而不是全面配置资源的体制了；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直接要求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基于实物分配的综合平衡管理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大幅度缩减指令性计划，思考财政和货币等总量平衡的调控；第四，认知的革命，国际上的相关经济学的认知已经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纷纷纳入到了读者的视野中，新的宏观叙事结构到观念逐步形成。

我们从《经济研究》的文章分类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让我们国家人民能吃得饱饭，同时也推动农村联产承包制，推动了微观的改革；另一个主题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共识是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其物价、综合平衡等所有问题都是无法进行操作的，这一点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反复实践过的。在这两大主题之下，相关的价值规律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也是最为重要的理论探索，一个是微观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这是在理论突破体制障碍的关键性理论研究；第二个是中国发展战略及宏观研究的理论基础，再生产理论优先矫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平衡战略，调整农业和消费资料（轻工业）的生产，再矫正积累与消费的不平衡问题，为基于增长的宏观讨论打下了一个基础（详见图2）。

图2:1978—1984年《经济研究》研究目录分类文章数量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03、中国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1985—1991)

(一) 体制冲突下的调控难题

任何宏观的叙事都是由一系列时间序贯事件串联而成的过程。1984年后中国开始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接连冲击中加快微观搞活与宏观稳定的大讨论。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是宏观叙事讨论的最为关键节点，核心就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巴山轮会议包含了广泛的议程，一方面是经济转型中的计划与市场摩擦引起的供需匹配和价格机制改革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过热的总量问题。会上科尔奈提出了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模式），引起中国改革转型的极大共鸣。托宾等经济学家的宏观管理思想秉承了审慎使用需求刺激政策，管住货币稳定币值、遏制通货膨胀和央行独立性等诸多现代宏观管理思维，并结合各国经验进行分析，这些现代宏观管理思维也纳入到了中国宏观管理视野中。

1985年后，中国以宏观管理的叙事模式替代了"综合平衡"，宏观和改革大讨论成为1986—1988年学界讨论的热点，后被归纳为改革大思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思路：第一，基于宏观调整为主要线索的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改革派和社科院的"稳中求进"的稳健改革，都强调了保持总需求收缩是重要的，整体改革派更强调了宏观管理体制整体改革的重要意义；第二，基于微观改革的推进，包括股份制改革，厉以宁同志为代表，经济学家华生等写的"微观再造"等理论也属于这一方面的重要研究；第三，基于起飞思路的发展所、体改所强调的适当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利的"发展阶段"的思路，本质上强调了微观搞活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价格上涨中的价格改革是关键，不是宏观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价格改革，而非宏观的总量控制。1988年，中国价格闯关失败，物价快速上涨达到两位数，国家再次陷入消极平衡，导致经济下滑和物价回落。可见仅仅微观激活仍然难完成宏观协调。

(二) 面向市场化的宏观经济研究范式形成

与宏观大讨论相配套的就是宏观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变，很多学者都开始希望能统一研究的话语和方法。1987年，《经济研究》顺应叙事体系变化，正式设立宏观经济栏目，同时保留了原有的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综合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详见表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国民经济计划室更名为宏观经济研究室，可见叙事的方法发生了变化，研究范式也逐步接受了西方主流的宏观管理理论，同时有了转型的特征，最重要的代表作就是樊纲等写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0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出口导向宏观叙事(1992-2001)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全面展开。1992—2002年期间，中国宏观管理体制进行了三大攻坚战：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宏观经济管理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第二，稳定了宏观管理体系，从财政、金融、发展和改革，以及法律框架上进行了整体宏观管理体系建构，1997年在新的宏观框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实现了中央财政的集中，中国走向了稳定经济增长的道路：第三，宏观管理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而建构的，通过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和货币发行体制的改革，推动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形成了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高度一致的宏观体制，激励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中国经济增长融入和积极推动了全球化发展。这三个支柱直接构造了中国宏观叙事的背景。

宏观管理体制的总体构建积极配合了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一个具有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IB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步建设起来。中国的宏观叙事是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宏观叙事，这是最为重要的宏观叙事内容，宏观调控一定是基于体制和战略的。同时，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背后的建构逻辑纳入到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架构中，研究范式也完全国际化，中国宏观架构独立于微观活动，成为了稳定经济的"当局者"并担负起了相应的宏观协调职责，继续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党政领导和协调的强有力特征。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启了分权与激励的渐进式改革的到来，人们共识了激励焕发生产力的巨大意义；第二个里程碑就是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经济体制的基础运行基础，市场经济成为共识，经济的运行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有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起来。宏观调控体系彻底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无所不包的数量分配管理的桎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构了现代宏观管理体系，以其独立运行呈现出来。中国宏观叙事是基于市场经济共识而来。

(二) 基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宏观资源配置系统

中国经济第二轮大发展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基础开始，其发展战略越来越明确，即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2001年加入WTO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大发展的里程碑。宏观叙事共识与中国加入全球化高度相关，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是以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为导向的新的宏观资源配置与管理系统的整体改革。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一直有着最为重要的资源配置与激励功能，而不是仅仅现代宏观管理中的"稳定"目标。1993年以来，宏观整体改革既有明确地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资源配置与激励系统，也有着现代宏观管理的"稳定"目标。1994年1月1日起的人民币汇率并轨和一直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自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官定汇率，实行"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之前的官定汇率5.8人民币/美元，降至1994年1月1日的8.7人民币/美元，而后从1994年至2004年，基本稳定在8.2～8.7的区间。2005年从单向升值开启，有浮动的管理，到2015年双向波动改革。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各国政府可以购买中国国债作为国际标准资产。SDR货币篮子包含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5种货币，权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加入SDR。2022年，人民币在SDR份额提高到12.28%，人民币市场化机制逐步建立，汇率形成了双向波动机制，成为了全球的准储备货币国家，但资本项目管制依然严格。

1994年，中国外汇改革是人民币的一次重大宏观定价改革，其直接改变了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基础，凸显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为出口导向战略奠定了"宏观定价"基础。1993年，中国出现了700亿的逆差，在此之前每年出口也几乎全是逆差，而1994年汇率改革后，中国从1995年到2022年均是顺差。2014年，外汇储备峰值近4万亿美元，2015年，双向波动后，外汇储备下降，到2022年稳定在3.1万亿。汇率并轨与相应的改革，直接激励了中国出口导向的大发展，国内储蓄和生产能力通过出口推动了全球化的规模效率化发展，国内通胀自此逐步下降。汇率定价是出口导向转折和大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其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的发挥。中国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体制架构并非仅仅是汇率改革，而是一整套的宏观激励性改革，包括税收、货币发行、金融机构、贸易政策、法律框架和与国际接轨的一整套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以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服务，对出口导向战略进行激励。宏观资源的配置模式推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减少国内需求，抑制国内需求也配合了1994年以来的抑制通货膨胀。从长期看，中国设立基于外向型工业化的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也导致了内外需求与发展的失衡，国内长期拉动经济的两大因素是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受到抑制。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建设本身也带了很强的中国阶段性发展的特殊，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宏观管理体制本身内含了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性特征，即更多地将资源集中在国际大循环的外句出口上，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这就是中国宏观管理体系出生之日就有了宏观管理稳定化功能，也带有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资源配置"特征。

(三) 现代宏观管理体系建构

1994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建构是从"总体改革"（吴敬琏等提出）出发，进行宏观体系的改革。从财政体制、货币供给、金融机构与市场、发改、监管、法律等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与国际化接轨，法定下的宏观运行的原则越来越清晰。现代宏观管理体系的建立就是要起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为中国高速、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也是对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初期经济产出或物价高波动的全面治理。本文集中分析财政体制建构和货币金融体系建构两个部分。

1.财政体制建构

中国宏观协调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共识，财政承包式分权已经不再适合宏观总体管理与协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为31.1%，1985年为22.2%，1990年为15.7%，1993年为12.3%;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重下降，1978年为15.5%，连续升至1984年的最高点40.5%，之后开始下降，至1993年降为22%。中国财政弱化是20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中央政府财力的弱化，导致政府无法实施有力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分税制改革前，"税收承包制"激励了地方发展，而中央政府却失去了宏观整体协调和反周期能力。中央财政收入下降本身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原因之一。1994年财税改革后，财政才有了统领全局、稳定功能和反危机能力。

分税制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也让中央政府拥有了雄厚的财力基础。1994年，中国开展财税体制改革，将原来的行政包干改革为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分税制"。分税制管住了强势的地方力量，使得财力集中在中央，同时又兼顾了地方竞争。分税制是基于工业化的税收分成制度，有明确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其激励了地方发展工业化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地方发展工业化的良性竞争与全国统一协调平稳发展的新财税体制。这一体制高度地适应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中国实践的鲜明特色，又与国际税收体制规范相一致。

分权体制的地方竞争性体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安排，地方竞争加速中国经济外向性转向，很多外向政策得到有效性证实，各地方争先恐后地推动，地区靠优惠机制加速了外向性发展。

分税制改革是不完全的，中央集中了财权，但财政支出的事权多部分交给地方。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地方支出责任加大，而财政收入弥补不足，导致中国在21世纪初发生了地方财政困难。2002年开始，中国土地实施了"招拍挂"制度，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亏空和推动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发展，"土地财政"横空出世。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推动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财税体制安排，以工业化增值税和地方基金（土地收入）为双轮驱动的税收体制到了城市化后期必然会受到双重挑战，即工业化份额不断下降导致税收下降和土地城市化超过峰值后的基金收入迅速下降的双重冲击，而其支出也内生的从以资本支出直接支持工业化转向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保支出刚性不断加强，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不匹配性成为了2022年凸显出来的矛盾，适应新阶段的财政税收体制需要重新设计。

2.货币供给新锚定与现代银行金融体系建立

1993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是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打破了立法前的政府财政透支央行的软预算特征，具有了货币主管部门的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商业银行法的核心是"以存定贷"的现代商业银行规则。在商业银行法出台前，中国的银行都是"出纳"的角色，银行贷款大于存款，透支性发放信贷。按商业银行标准看，全属于"技术性破产"，没有资本金，存款少于贷款，而贷款多为坏账。国家首先要应对银行的"技术性破产"，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处理坏账，再注资银行，推动四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完成了银行从"技术破产"到上市公司发展的全面操作。1995年，中国通过商业银行法，完成了中国商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变，并积极推动了银行资产的重组，对银行进行现代股份制改造，完成了银行在大陆和香港的上市，增补了股本金，将技术上完全破产的银行变成了全球最挣钱的银行。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依托，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

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经济学的认知基本上以全球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为主，并在引进宏观经济理论和相应国际宏观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根本地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改革也是积极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不论是汇率定价、以海外资产抵押发行人民币的货币供给模式等，都对于稳定币值促进出口有着积极的对应。

(四) 经济学范式与国际接轨和共同叙事全球化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学基本也与国际接轨了，相关学科经2001、2002年调整后，基本定型，与2017年相比也是基本一致，基于研究规范和范式基本到位，宏观叙事的语境、主题和逻辑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中国宏观叙事的精髓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体制，宏观是为此保驾护航的。贬值推动了出口，同时降低了国内需求，中国经济逐步从通胀转向通缩，除刚进入21世纪后有过物价上涨的小波动外，基本价格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21世纪后，《经济研究》再次调整学科分类，包含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研究、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公共财政与收入分配、国际经济与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学、农业和自然资源，学科分类越来越宽泛，需要通过主题词才能获得研究的真实意义。到2002年学科分类逐步稳定，与2017年的目录相差无几，更为偏向理论，应用经济学进一步下降，发表论文趋于均衡（详见表2）。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从探索转向成熟，与国际上的研究逐步接轨。宏观经济学研究更结合了金融与财政成就宏观经济理论与应用。由此形成了标准的经济学四大学科，即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包括金融与公共财政学科）、微观经济学（包括行业、企业和劳动学科）和国际经济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宏观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通过调整，到了90年代的全球化。苏东解体推动的冷战结束，全球从两分化变为了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1995年，印度加入WTO，2001年，中国加入，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加速，经济进入到"低通胀-高增长"的大发展，全球技术转移、扩散和成果共享水平不断提高。

05、中国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宏观叙事(2002—2012)

(一) 全球化时代的宏观经济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其开始融入全球化，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工业化转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双驱动的高速增长轨道。2002年，中国开始了土地"招拍挂"，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了一个"资产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私人资产建构主导着库兹涅兹的建设周期（building cycle），即私人对不动产的购买推动了城市化的全面建设。库兹涅兹认为这个基于私人资产建构推动的城市化建设周期在23～25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建设周期到2027年前后基本完成，城市化率将达到70%。1997年前，中国主要以单位建房再分配给居民，住房难以改善，也阻碍了城市化率发展，到1997年中国开展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1997年，政府允许私人住房进行抵押贷款，即按揭贷款。1998年，公有制住房改革，进行公有制住房货币化购买，2002年允许土地招拍挂，居民购买、政府供地，企业购地建房卖给居民，形成了一个房地产完整的循环。中国住房土地制度的改革真正开启了中国城市化步伐，推动中国经济从工业化变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引擎带动，经济进入到了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经济每年都是以两位数增长，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仍为9.7%和9.4%，高速增长直到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达到51.3%，经济增长才逐步回落。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为7.8%，之后没有再上过8%。2012年后，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建设加速周期转向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稳定增长阶段。预计到达70%之后，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自然出生率来进行自然提升，由于城市人口占70%，人口年轻，而农村人口只有30%，人口相对老龄化，出生率低，城市人口自然会不断提高，而农村人口自然下降，依靠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到城市的城市化结束，相应的私人的资产构建活动也基本完成，城市化大型基建完成，城市从扩张进入到了"运营+折旧"的阶段（详见图3）。

图3:1992—2021年中国城市化率和其增长速度的关系

(二) 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高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理论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建设上，金融、公司治理等发展很快，该阶段主要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在逐步向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靠拢。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更强调跟踪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积极学习和接轨，国际上使用哪类的方法，针对哪类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学者也跟着去做。2008年，各发达经济体受到了经济危机的重创，但中国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率，海内外经济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独特现象。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被全球经济研究者所关注。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原多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的是赶超战略与政府干预的有效性。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国际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的市场配置有效性和增长靠创新、人力资本、新供给要素的思想更为符合中国这一阶段的内在发展转型，结构主义的发展叙事转向了内生增长的叙事模式。国内学界也逐步运用国际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的事实开展研究和规范。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理论逐步兴起。这一理论更注重内生经济增长，强调创新的价值，强调城市化的推动和产业结构变革，逐步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可解释部分纳入到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等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中国对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积累的问题反思仍有不足，如汇率升值引起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宏观激励政策如何正常化、金融创新活动对经济加杠杆的影响、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土地城市化发展带来问题等。这些问题为后面的经济发展和调整留下了隐患。

从《经济研究》的研究主题词看，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最为主流的研究主题，公司治理、人力资本、货币政策是同期的另外几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同时，经济转型、收入分配、金融危机、信息不对称、消费金融、人民币汇率等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新的研究主题逐步显现出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金融危机研究开始。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进展很快（详见图4）。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经济增长成为了宏观叙事的基础。宏观理论讨论中有六个典型话题：(1)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理论解释；(2)以8%为宏观目标，强调了增长与通胀组合的最优政策区间的讨论；(3)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一个基于城市化建设周期的主题讨论；(4)金融纳入到宏观的讨论范畴，金融结构，特别是银子银行；(5)地方财政竞争研究、土地财政与积极财政政策；(6)基于增长方式的宏观理论再探索。

全球化推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和通货膨胀持续下降，2002—2012年GDP年均两位数增长，通货膨胀为年均3%，低利率和高增长的组合，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升值双重刺激，引发了信用扩张，这是阶段性的第一特征；第二特征是从2002年土地招拍挂以来，中国资金流程根本性的改变，土地招拍挂直接刺激了城市化，房地产大发展，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发生转变，土地财政是地方发展的资金来源，形成了城市化—土地扩张—财政扩张的资产循环，与之配套的是"影子银行"的逐步崛起，中国资金流程改变；第三特征是城市化真正建立了家庭资产负债表结构，大量房屋供给开始，个人通过按揭贷款进行房地产抵押融资获得信贷，开始了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构建，这是个人财富快速增长的关键；第四特征是基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升值推动了中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正是基于这一阶段性特征，宏观以3%作为了年年发展的目标，8%的增长既可以满足抑制过热，低于8%亦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刺激，成为了一个好的目标管理模式，保持了一个稳定预期。8%上下两个点成为了政策的安全阈值区间，政府政策保持平稳，不会产生大的调整，如果经济增长突破10%，经济过热，而向下突破经济增长7%，则刺激；并与通货膨胀3%为界进行匹配，向上突破5%必须大的调整，刺激主要看增长是否低，调控看物价是否高的一个稳定的政策空间。因此，2002—2012年物价波动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到2001年。

高度平稳的背后是资金流程的变化，财政和金融主导的资金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城市化下的房地产根本改变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金流向和重新构造了新的资产负债表。财政突出的是土地财政；金融突出的是影子银行，特别是2009年后反危机以来的信托大发展带动的更大规模的影子银行的崛起。而企业和家庭部门也都积极构造基于房地产的资产负债表。抵押贷款大幅度地提高了金融杠杆，这一点与欧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末开启的情况相近。由于全球化推动的低通胀和高成长，信用扩张成为全球主流，而资产抵押是这一主流的引领者。

06、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2013—2025)

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处于中高收入国家上游，向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进入到了向高质量增长转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有6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9%，2019年，中国人均GDP1万美元，随着中国GDP基数的增大，增长率开始放缓。2020年开始，经济增长放缓，十四五增长均值在4%～5%之间，预计到2027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高收入国家，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到来；第二，更多的非经济因素纳入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方式转变，把政治、法制、文化和生态纳入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是现代化关键所在。新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而不单单是增长的速度，但如何保持多目标的激励相容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第三，中国从出口导向的小国模型逐步转向大国模型，2015年中国进行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改革，2016年人民币纳入到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中国加快了资本项下的改革步伐，加大了双向开放的步伐；第四，中国城市化率2021年64.9%，预计2027年达到70%，进入到了城市化自然人口成长阶段，大规模建设周期结束，与城市化相伴生的金融、财政配置资源体系也要调整；第五，2022年后，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转变的时期，新的全球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深度介入，中国承诺绿色转型，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都是中国的真正行动；第六，2030年碳达峰，中国向全球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碳达峰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张阶段的终结，彻底转向内生增长模式。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叙事，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相互激励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共同认知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叙事主题。

针对新的发展阶段，国际货币基金（IMF）为中国宏观管理框架改革列出的11项阶段性评估：(1)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2)从投资转向消费；(3)从工业转向服务业；(4)资源分配上，从国家导向转向市场和私人部门推动；(5)从过高的企业债务转向可持续的杠杆水平；(6)从财政债务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转向可持续的财政；(7)从金融部门自由化转向改善治理；(8)从增加要素投入转向提高生产率和鼓励创新；(9)从不平等的增长转向更加包容性的增长；(10)从高污染转向绿色增长，可持续利用能源；(11)从旧式的、间歇的政府公告，转向及时、清晰易懂的沟通。这些评估指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宏观资源激励方向都进行根本性改革，而不是修补。

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从2012年以来提出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2015年签署巴黎全球气候协定，进行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制定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确立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把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目标和步骤清清楚楚地摆放在全国及全世界人的眼前。中国发展路径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方向明确后，需要改变政府治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和配置资源向正确的方向转型。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体系改革

国家治理高度密切相关的就是财政体系，中国已经通过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国家治理层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随着城市化进程，纳税规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城市居民转化城市纳税公民，公民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纳入到人大立法体系中。公民通过参与政府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的决策与监督过程，逐步形成现代政府治理与公共财政体系。政府软预算约束，公共服务与纳税不匹配，公共决策与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都需要政府与财政体系进行调整与改革。

调整国家治理最好的就是从财政入手，一方面改革基于工业化建构的财政体系；另一方面在通过立法建立规范的政府治理体系，将公民纳入到国家治理过程，通过立法、公共决策与监督参与等方式完善政府治理，建立起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体系架构。从财政改革看，首先就是重构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财政税收体系。这种重新匹配，不仅仅表现在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数字匹配上，更应该体现在城市居民享受服务与纳税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匹配上，否则会造成财税体制缺少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和合理性。

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方向应是：第一，从流转税为主导的税收体制，转向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支住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人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第二，增加地方消费增值税做为地方的主税种。要从流转税征收环节上入手，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即从生产环节继续向企业征收税收，税率应该继续下降到9%，降低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从消费环节开征价外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从1%以内的水平开启，征收的税收归地方，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同时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聚集人流消费，来获得税收收入；第三，强化政府预算和负债硬约束。这需要立法层面和政府监督层面的改革，当然这一改革也需要做债务的技术型处理，因为大量地方债务是因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累积出来的，属于中央和地方收支不匹配的产物，需要纠正过来；第四，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匹配。按服务范围与效率等原则进行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合理划分，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已经无法回避。中央与地方事权匹配，经过多年磨合，已经有很多技术性的讨论，但事权改革一直没有落实，上面请客下面买单，买单的钱要靠负债和卖地来筹集，这都是不合理的存在。需要全国统筹的事权，如保障劳动要素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统一社保问题都没有进行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是财税改革的重点，相关划分有中国历史上积累经验，也有大量国际经验，因此是决心问题，而非技术难度问题;第五，包容性、绿色发展和未来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都在挑战当前的财政体系收支体系和运转效率，需要纳入到新的构建财政体系中进行系统性设计和确立。

(二) 货币供给体系改革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财政现代体系的建立才能推动中国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中国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方式正在逐步转变。2013年，外汇占款达到顶点后，随着2015年汇率改革，外汇占款显著下降，导致央行缩表。2016年，央行依靠"其他金融机构借款项目"——以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债等抵押物发行各类短期、中期便利等，大幅度创造资产，新的资产带来的货币创造占比已经逐步弥补外汇占款下降。通过不断降准提高货币乘数，以扩张M2的供给。以外汇占款作抵押的货币发行模式是明显的小国模型，类似于货币局制度，可稳定盯住汇率，最利于出口导向，并推动"出口-货币供给"的相互良性循环，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货币供给体系。中国现阶段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逐步结束，汇率按市场定价，货币发行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现在通过银行的债券作为抵押再贷款的方式属于过渡模式，逐步转向以公债为资产的大国信用模型体系，国债作为新的资产来源将逐步登堂入室。国债收益率作为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导引才是未来大国选择的方向。中国没有快速转向大国货币发行的原因很多，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软预算，财政收支体系存在着很多非规范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货币转向大国模型的前提。基于公债的货币供给转型时不我待，一方面为中国长期发展筹资，另一方面也要改变中国依赖外汇资产的货币发行的格局，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以国债利率为基准替代基于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为基准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利率的改革。国家治理和财政体制需要建立有效地自我约束的监督体制，克服政府的软预算，才能采用公债货币化的货币发行机制，否则必然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加大。

从城市发展资金需求看，央行货币供给90%分给银行体系，银行再分配给非银机构绕开监管，贷款给城市发展，资金成本高，期限短，这与城市化需要低成本和长期限的资金需求完全不匹配，也是导致城市化大发展的同时负债快速增长的弊端。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工业化效率发展的代表，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更多样性的金融机构满足。应增加金融机构的多样性，配置的灵活性，防风险，改进金融监管效率，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中国城市化阶段，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了越来越迫切的需求，特别是债券市场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快，债券市场难以统一，监管规则不统一，债券品种创新难以推出，极大地延缓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三) 政府配置资源体系的改革

中国赶超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即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进行工业化推动和对外积极招商引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都与工业化高度相联接，部委也与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化纵向配置资源体系，形成了一组激励相容的中央地方大力发展工业化的特征，取得突出的赶超效率。但工业化见顶后，产能过剩、过度污染和负债等问题慢慢暴露出来，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针对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未来发展方向清晰，激励和机制并没有跟进，政府继续沿着传统配置资源体系进行推进，发达地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招商引资，产业链延伸发展，扩大工业制造产能是各个属地工作的重点，在需求难以扩张的条件下，存量博弈，产能扩张，浪费资源。

中国政府从干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转向激励竞争和创新激励的"创造环境"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依然任重而道远。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的重要的功能性干预工具，注重产业和创新成长条件的改变，创新环境的塑造是这种干预的本质。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致力于对小企业的扶持，但多集中于改善环境、降低风险方面，而不是直接用补贴的方式。城市化后期创新和就业都需要中小企业的大发展，产业政策重点也从干预产业发展转到主体开发区规划，为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在改善基础设施、金融设施、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加大投入。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特别是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降低科教文卫体的行政管制，这样可以有能力保障基础公共服务的质量。可以按市场需求让市场配置资源满足大众的需求，促进服务的升级，满足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需求。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要推动立法层面去放松行政化的管制、干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要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迎接规则层面的治理参与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

(四) 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

两个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资源争夺和激励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摩擦，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鉴于现阶段的宏观调控仍然囿于传统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的状况出现，这有悖于城市化发展和转型的阶段性要求。从经济阶段转换的要求看，必须着眼于新的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建设，第一，发展目标已经发生从物质生产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生产供给导向的宏观管理系统转向消费者导向的宏观管理系统。这种转换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和人力资本回报率、强化消费跨期效率补偿，成为宏观调控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发展机制已经发生从"低成本-规模扩张"的单一效率标准向基于"多样性-风险分散"的经济韧性标准的转变，以便形成"效率-韧性"较为均衡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第三，激励方式已经发生从工业化的产业干预向竞争性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将服务部门从管制和低效率中释放出来，以部分市场供给的方式促进服务业升级，强化创新的市场激励。第四，发展战略逐渐从出口导向调整为"大国模型"，以内需为主，提升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地位，增厚出口附加价值，而非补贴化发展。

为了推动发展阶段转型，宏观资源配置进行适应性转变，归根结底需要坚持两点：第一，要逐步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构建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资源配置体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体制并轨，完成协调、监管、配置、激励信号的一致性性，实现主体目标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转变到服务以人为中心的内需发展；第二，重构国家发展目标，发展目标从单一GDP绩效标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国家福利目标，包含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效率目标，并将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国家福利目标体系。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绿色"五位一体"的国家福利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组非经济类因素参与到转型过程中，构造"正反馈"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国内已经很多研究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特别是刘世锦在"参与促进型改革"中明确提出："以促进社会成员最大范围、最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况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的参与预期的法制环境。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出"知识中产阶级"，知识中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转型，形成"正反馈"的群体理论。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构造这种"正反馈"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目标、路径方向和机制的成功转型。

(五)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迎接全球叙事的转变

全球化叙事成就了从1991—2021年的30年的全球贸易带动下的全球大发展。全球化叙事表述了全球"共同协作"的价值观，中国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国际上流行的观念是"世界是平的"，全球以全球各国参与治理制定的WTO规制为主导，全球贸易、技术、生产要素等便利性流动和转移。全球化推动了和平、分工、效率、规模、发展和共享的合作理念，促进了全球经济规模和效率的提高，经济生产成本持续下降，通货膨胀逐步走低，成就了高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全球化自身积累的矛盾，贸易冲突增加，加上近年来疫情冲击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全球化转变已经成为了趋势，全球化叙事转变。

全球化转变趋势明显，第一，新的区域组织替代WTO，全球化转向区域集团化，地缘政治定义的"安全"纳入供应链考量。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跨国公司的全球范围的低成本操作。美国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欧洲签订的零关税协定等在组织上开始了布局，新的组织体系替代了原有的WTO框架。区域联盟与供应链调整直接分割了全球化市场的规模和降低了效率，引发供给成本上涨，这也是当前担忧的通货膨胀"顽固性"的原因；第二，全球经济增长因贸易扩张停顿和全球收缩信用克服通货膨胀而下降，全球经济高增长陷入停顿；第三，各国出台"对峙"性的产业政策和"资源与工业主权"诉求不断增加，贸易、产业、资源和能源摩擦不断，价格上涨等动荡会加大全球经济的放缓和波动放大的风险；第四，和平与发展的红利迅速下降。全球化的叙事发生变化，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组合是否会转变为高的通胀与低的增长组合仍处于不确定，但各国必须积极应对全球化转变带来的冲击。中国一直推动着全球化发展，未来需要以高水平的开放积极参与到新的全球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绿色转型议题、一带一路议题、RECP议题等更多边议题上加大双向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发展。

中国经济历经快速转变：第一，从体制上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人用转型经济学来概括；第二，从发展方式看，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性赶超，带有浓重的发展经济学，而到了21世纪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工业化双轮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又从非平衡的结构主义的"发展"转向技术进步主导内生"增长"了；第三，宏观体制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体制，再次转变为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宏观体制，但这一转变仍没有完成；第四，开放体制从封闭转向开放，中国加入WTO推动了全球化发展。当前，全球化逐步转向区域联盟，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化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宏观研究、研究范式和政策目标、激励也是紧跟阶段变化而变化，由于充满了变化，记录与分析也充满了研究的挑战和乐趣，学界未来可以重新细化这一个快速演进的历史时期，开展深入研究。

07、结   论

叙事是研究宏观经济的新视角。本文从叙事的时代共同背景、宏观经济共识、发展激励机制、宏观政策部门责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1978年以来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总结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叙事、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宏观叙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等五个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叙事及其转变。

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程看，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在面向构建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变的新阶段，本文认为，只有实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全面完整准确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公共财政体系改革、货币供给体系改革、政府配置资源体系改革，在后工业化阶段不断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反馈"机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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